拯救“好人”观念 |北京新闻社 中国学术纲要 — 北京新闻社

“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好人’的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 ——冯书生：“保留‘好人’观念：一种可能的尝试”，河北学术期刊，2025年第2期，第131-140页。本期书评：陈新宇梅建华文字摘录：罗东在现代，除了书籍之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是知识生产和积累的另一个基本手段。今年8月以来，《京报书评周刊》拓展了以书评为基础的“学术评论与摘要”的知识传播工作，并筹办了“京报中文学术摘要服务”，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杂志界和《人大报纸资料复印》、《中国社会科学摘要》等摘要刊物提供服务。已出版一期每周，每期推荐两篇文章。每期均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审稿人。我们的目标是为您提供最新、专业、前沿的文章。我们也希望入选的文章具有清晰的本土和全球问题意识，具有独特的中文写作气质。这是第十期。第一篇文章的作者冯书生讲述了“好人”概念的诞生以及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在日常生活中，好人包括善良、热情、有奉献精神的人。许多道德榜样反映了我们对好人的期望。出乎意料的是，做一个好人并不容易。在以制度和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好”人真的是必要的“人”吗？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作者想从概念上论证的是，“好人”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美德（例如，可以比喻为“一个维护道德的人”）。诚信”），而是德的根本，是一种内在的美德，其含义不受社会环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以下内容经河北学报许可转载，摘要、参考书目、注释等详细内容请参阅原文。作者 | 冯书生，明代仇英《人物故事画》中“山水流水”部分。“好人”是道德的最基本表达之一。然而，在严肃的哲学讨论中，“好人”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一个明显的概念，而没有成为伦理学的中心概念。本文认为，“好人”并不是指具体的美德，而是指美德的起源。古人的美德与现代人的美德在价值观上有所不同，但在概念上并无本质区别。ructure of “a good person.”需要在哲学伦理学的先验层面和道德社会学的实践层面来分析“好人”。 The first constitutes a paradigm for the second.一、“善人”作为“美德的起源” （一）从“神与人的关系”到“人与人的差异” 美德的起源存在于每一个文明和理论范式的起点。 Subsequent or derived virtues must continually return to the origins of virtue to gain value support and impetus for development. In Confucian ethics, “ren” is the root of virtue, and other virtues must be explained throughiante “re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lways needs to return to “ren.” “仁，就是做人的意思。”回归“仁”，就是回归“人”。 For Christian ethics, God is the source of all virtues, all virtues revolve around God, and God means all good. So how can a “good person” become a “source of virtue”?在日常交流中称赞某人“仁慈正义”并不能真正引起现代人的共鸣，尤其是在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时。即使准确翻译也是一个大问题，但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来看，“好人”是一种超越地域、不需要音译的“通用货币”（2007）。 “好人”的概念是显而易见的、基本的，但它可能还没有成为伦理学的中心概念。从文本中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文明起源的象征性事件，如工具的使用和制造、语言和文字的使用、城邦和民族的形成等。然而，这些都是从内心开始的，觉醒就是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换句话说，人类文明关心的是人与神的关系，而不是人的关系。对人类内在差异的认识，通过我的经历逐渐被唤醒。上帝和天堂的变化。在原始文明社会，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人与神之间的差异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远离人神混居的神话时代，“善”与“神”的关系成为主要矛盾。人类“恶”成问题 作者：刘秋雨：2018年9月，中国图书公司改变了从人类自我认识的“天人合一”到“人间差异”的做法。而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了。尊李、田之终，乃命无贬。后面的人都被推到了最后面。很明显，她是个寡妇，没有保险。 “通过消除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魔法到达天堂的可能性，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上，人的善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不仅是中华文明也包括从史诗时代到哲学时代的古希腊文明，以及从旧约时代到希伯来文明。在新约中，“凯撒的事归凯撒，上帝的事归上帝”（马太福音22:24）可以被视为希伯来文明中神与人历史态度转变的重要标志。关于“人与善”的哲学讨论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转向时期。（二）“好人”与双重客体的哲学出现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的智者最先关注人，而苏格拉底则是第一个明确讨论“好人”问题的人。他们的理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战争是法庭上的灵魂之战。理性抑制情绪并算计。违法者不一定是坏人，法治与违法并不对应善恶。然而，在传统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在现代、完全理性化的社会中，它们也不能严格分开。这是包括犯罪者本人在内的旁观者的道德判断。因此，测试总是有善恶的含义。世界上或许不存在无视道德的法律判断，但区分的程度各有不同。苏格拉底时代的背景是，不仅道德与法律交织在一起，而且人与神也并非完全分离。因此，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是：“苏格拉底是腐蚀青少年的邪恶分子”。他不信仰城邦所信仰的上帝。”两个看似简单的指控，实际上涉及人神两方面，伦理、政治、宗教三位一体。“善人”问题被认为是人类终极道德问题。针对这一指控，苏格拉底指出，“坏人总是伤害亲近的人，好人总是利近自己的人”，而没有人来苏格拉底的自我辩护就是“我是一个好人”，面对死刑，他的最终结论是：“上帝不会容忍好人，无论是今生还是死后，上帝都不会忽视他们。”事实上，可以说，苏格拉底将神话时代的人与神的故事发展成了人与人的故事，焦点逐渐从“神与人的关系”转向了。好人和​​坏人的分离。 《柏拉图对话录》 作者：【古希腊语】柏拉图 译者：水建福 译者：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10 月 善恶的区分，是人类文明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区分，也是最根本的区分。任何后续的区分都是基于人的善恶方面，回到起点。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好人”往往隐藏在阴影中。我们先讲《好人》：“人本身既然是从上帝的面纱中诞生的，那么他自然就是上帝。那些指责苏格拉底邪恶、败坏年轻人的人利用他来教导年轻人不要相信上帝。但在苏格拉底时代，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上帝的关系的中心影响逐渐变成了人际关系，被对上帝的依赖所取代，这无非是传统的外衣。唯一的圣洁。目前，真正涵盖“好人”的还不是。虽然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死刑，但这意味着法律在一场集伦理、政治、宗教问题于一身的公民集会审判中代表城邦取得了胜利，对应着城邦从氏族而成为社会协调的中心。尽管真正做出决定的人是人类，无论是借助上帝还是法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中明确区分了“好人”和“好公民”，因为后者可能更加理性和民主。只有在最好的城市中，不是由好人组成，而是由理想的自由人组成，两者才是相同的。 “好公民”可能隐藏着“好人”，但“好人”是第一位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欲学高贵和正义，即能学政治的人，必须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亚里士多德产生的伦理学一般被称为“vir在众多美德中，并没有“好人”这个要素，但“好人”本身却构成了判定和指称道德品质的标准。亚里士多德指出：“他正确地判断一切事物，并如实看待一切事物。每一种品质中都有一些高贵的、令人愉快的东西。好人与其他人最大的区别似乎就是他能看到一切的真相。好像是衡量事物的标准和尺度。那么什么是好人？前面我提到了苏格拉底的描述：“坏人总是伤害他周围的人，好人总是有益于他周围的人。”但这里的有益和有害不是指物质财富或名誉，而是指灵魂的完善。苏格拉底在辩护中说，即使他被释放，他也不会不向所有知道的人指出一个真理：“最重要的人，你是公民”《尼可马可伦理学》 作者：【古希腊语】亚里士多德 译者：廖慎白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1 月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用灵魂完整性来解释好人思想路径的方法。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章节指出：“人类的每一种实践和选择都有其美好的结局。”因本身而令人向往的东西比因本身而令人向往的东西更完美。美好的事物分为三类：外在的美好、物质的美好、精神的美好。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善是最恰当、最真实的善”，幸福作为人类的最高善目标，存在于灵魂的完整性之中。 “一个好人的活动是这项活动的成功和崇高的顶峰。”因此，人类的善是灵魂道德本质的实现，而灵魂的道德本质是人类的能动性。一个好人的品质。 “好人”就是有德的人，有德的人就是“善人”。美德是基于“好人”的活动，“好人”也是由美德定义的。剧照来自电影 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 (2001)。另一个问题是德与好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发展的。美德必须从“好人”的实践活动中提取。好人的活动就是实现灵魂美德的活动，关键在灵魂。灵魂分为无逻各斯的部分和有逻各斯的部分。欲望，其特点是冲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植物的活动“在睡眠时最活跃，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睡眠时更小”。所以这部分德性不属于人的德性。欲望中不具有理则的部分以追随理则的方式参与了理则。人类病毒tue对应于灵魂的划分，分为对应于逻各斯部分的智力美德和遵循逻各斯部分的道德美德。理性分为沉思理性和实践理性。理性的活动，无论是通过沉思还是实践，都是为了获得“真理”，其美德是“使获得真理成为可能的品质”。这种品质就是智慧，理性的德性就是智慧。 “聪明人的特点是，他善于思考什么是好的、对自己有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某些特定方面是好的或有益的，比如对健康或体力有益，而是对总体的美好生活有益。”因此，作为一种智力美德，“智慧是一种关乎善恶、符合理则、寻求真理的实用品质”。道德美德是选择节制的性格。 “首先，它的目标是介于两者之间恶，即过度和匮乏，其次，选择感情和“实用美德”的节制。道德美德使我们能够确定良好的目标，而智慧则使我们能够选择适当的手段来实现目标。一个好人是真实的、善良的，具有智力和道德美德。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做一个好人并不容易，因为很难找到万事万物的中间立场”。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最初意义上的“好人”是一个动态演变的概念。要被认为是一个“好人”，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许多实际问题上保持节制。而且，如果一个被认为是“好人”的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很多现实问题上都不能保持节制，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好人”了。换句话说，“好人”是普遍美德的相对稳定的综合体。魏贤第五代《高济画》部分。中国哲学中没有“好人”的概念，但“温柔”与之相近。 “骑士是邪恶的，而小人则是反对卑鄙的。” “手段完美！人可以长久生存。” （《礼记·平均论》）强调稳定、适度的品质，这是很难达到的。人的做法是不断变化的，仅仅遵循机械的规则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的。需要“思想”的参与。亚里士多德说：“严格意义上，他认为“没有智慧就不可能有德。”回到苏格拉底的话，“知识就是德”，没有人自愿作恶，恶源于无知。因此，成为“好人”的首要条件是有“知识”，能够“思考”。儒家讲“学做人”，也强调学与思的结合。俗话说， “学习而不思考是浪费，而这只有能够“知”、“思”，并在反复实践中养成节制的习惯，才能成为“好人”，成为美德的源泉。换句话说，做“好人”实际上是“知”、“思”、“行”三位一体。传统与现代的分析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析范式，也是学术霸权。这种“传统/现代”的学术分析框架，体现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无形中控制或影响着人们的看法。古希腊城邦社会所倡导的道德、友谊，或者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具体美德，那么这种传统与现代对比的分析思路就很有说服力。然而，“好人”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德性，而是指德性的根源，或者说本来的德性。因此，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并不能真正揭示“好人”的真实处境，而导致“好人”需要现代化的看似合理甚至有害的结论。形成“好人”，与其追求失落的现代性，不如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的初心并坚持下去。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现代道德往往因阶级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占据强势地位。可以说现代道德更加先进比传统道德而言更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醋。但这并不意味着具有现代美德的人比具有传统美德的人是“更好的人”，也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不需要“好人”。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好人”都是稀有的，必须克服巨大的阻力和困难。电影《天下无贼》（2004）的剧照。尽管社会结构从传统到现代发生了变化，但“好人”的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区别并不体现在作为美德起源的“好人”上，而体现在具体的美德上。 “好人”是在“神”与“人”分离之后产生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关系不大。无论传统还是现代，“好人”都是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只有把“好人”作为一个概念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才能恢复“好人”的真实形象，避免在传统与现代、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寻找真理的道路上徘徊。在这里，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视角从道德社会学转向哲学伦理学。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人类认识最经典的概括是亚里士多德的“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和马克思的“人本质上是一组社会关系”。基于这两个概括，所谓“好人”，按照第一个概括就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按照第二个概括就是“一个好的社会成员”。现代社会，经济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社会优越者”可以沦为“经济优越者”。这是“传统的好人”与“现代的好人”的根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熟人与陌生人的区别可以概括为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区别。“政治上的好人”和“经济上的好人”是有区别的。也许这就是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好人”被认为是熟人社会的产物，而在陌生人社会中很难充分发挥潜力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换到哲学伦理学的角度，这个好人如果我们摆脱了“传统”和“现代性”的社会学限制，那么我们就可以面对，或者说，可以回到哲学伦理的本源，即认识自己，哲学伦理的视角可以看作一种超越性的形而上学的出现。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往往会出现一种先验的视角，这通常被称为仪式瓦解或音乐瓦解的时刻。由于礼乐的崩溃，个体的生活不再与原本有礼乐的社会生活重合，个体的生活现在有机会重新思考自己与群体的关系，并有超越自己各种现有立场的可能。然而，今天，人类常常发现自己处于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生存总是艰难的，但另一方面，创造力总是非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裂的时刻也是超越的时刻。在苦难中创造，在安逸中衰败，才是人性本身的真实写照。根据。自从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命题以来，它就一直是他不断解决的一个哲学和伦理问题。如何一直以来，在现代社会，“认识自己”常常被“认识社会关系”所掩盖。无论是否自愿，人们都会受到“社会成员”或“组织成员”的观念的限制。 “好人”的问题变成了“社会的好成员”或“组织的好成员”的问题。 （二）物质层面上的“善人” 如果我们回到哲学伦理层面，抛弃礼乐规则，直接观察赤裸的人类，我们会发现，人类是肉体与精神的混合体。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我们每个人都被称为人类，因为我们是由理性的灵魂和身体组成的。”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说，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和心灵。分别谈论身与心，或身与心，“只是为了方便”。这时我们在“人”的基础上加上“好”。 “好人”意味着“身体和灵魂都好”。来自遗传或从个体发生的角度来看，身体总是优先于心灵，所以好人的第一个含义是“好身体”，或者更优雅地是“好身体”。 “好人”的本义主要指身体，即健康的人。 “好”的身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美”的。是的，这就是所谓的“健美”。因此，身体层面上的“好人”，最高层面上就是“美丽的人”。古希腊雕塑常常描绘人体之美，以显示其善良。在日常用语中，“好人”仅限于良好的品德，但身体健康永远是“好人”隐含的“好”。虽然精神在身体后面，但精神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身体。相反，在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上，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人们总是高度重视精神而忽视身体。身体常常被当作堕落的象征，但精神却是堕落的想象出一个更高的存在。 “好人”不仅指身体，还指精神，或者说主要指精神。然而，人类是身体和心灵的结合体，我们不能将“良好的身体”与“良好的心灵”分开。单层次的“好人”总是不完整的。 《庄子》中描写有才德的人断腿、毁容，意在告诫人们不要以貌取人。然而，这些身体不完美的“优雅人”永远不会成为价值追求的主流，仅靠精神层面的“高雅”无法支撑社会的正常发展。它是人类作为肉身永远无法摆脱的东西，是构成人本身的东西。电影《绿皮书》（2018）剧照。现代电影、电视剧，甚至古典戏剧中，往往会选择英俊、正直、体格健壮的演员来扮演“好人”。从表面上看，这是由 m 驱动的市场需求，但背后是人们普遍心理的反映。当一个“好人”甚至“英雄”被塑造成残疾人时，总会给观众带来一些遗憾。以肉体的毁灭换取精神的永恒，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都追求平庸和满足。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捍卫英雄、包容妥协的社会。一个“好人”，当然是一个追求崇高精神的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愿意享受肉体、身心与尘世烟火相和谐的“普通人”。我们通常从物理意义上思考“邪恶”。他们不被称为“人”，而是“病人”或“残疾人”。同样，身体意义上的“好人”通常被称为“健康的人”或“理智的人”。物理意义上的好人/坏人今天几乎不再使用，但好人作为德还有养身德的意义。例如，我们用好牙齿、好眼睛等来指代体内各器官的正常运作。身体意义上的好人是指身体各器官功能良好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拥有完美身体的“好人”的支持，每个器官的功能优势就不再有意义。这是“好人”作为一种美德起源的实物证明。随着语言的发展和丰富，对物理意义上的“好人”的指称已经越来越成熟，所以物理意义上的“好人”的称呼一般被放弃。在某些情境下的简单互动中，有血有肉的“好人”仍然发挥着沟通和交流的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对“好人”列出了三种解释。第二个术语是指“没有受伤、疾病或残疾的人”。 （三）sp上的“好人”仪式层面 人的心灵与生活 作者：梁漱溟 编辑：四郎文静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 如果说物质层面的“好人”更关心个人自我，那么精神层面的“好人”则更关心他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好人”的含义沿着精神道路逐渐缩小。换句话说，“好人”这个概念经常被用在与他人的关系方面。赤身裸体的人是身体和精神的结合体，由身体分开，又由灵魂相连。正如梁漱溟所说：“人的生命脱离了动物的本能，心灵超越了肉体，出现了理性。从肉体出发，人与人之间往往会疏远，甚至排斥。从内心出发，好恶可以相互比较，甚至拉近。”人类从母亲出生起就开始了独立的旅程。一旦脐带脱落，就可以实现身体独立我的绳索被切断了，但情感独立需要时间才能实现。身体的成长和精神独立的发展不同步，这往往会导致症状的发展。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比如抑郁症。思想是独立的，同时又与他人相连。它超越了物质身体，在没有物质联系的情况下，精神可以恢复与上帝的统一。然而，正是因为肉体的奴役与精神的超越并存，才产生了“好人”的问题。没有独立的思想，人就跟动物一样，就没有好人好马的区别。这可以归因于身体的自然功能。人比动物优秀，但无法达到神的纯粹精神，所以善与善是有区别的。一个特别善良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人，也不一定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值得讨论的是好人分享好薄与他人合作。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好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不伤害他人。另一个是利益他人。不伤害他人，更具体地说，无意伤害他人，这是一个好人的最低要求。动物也会互相伤害。例如，老虎吃很多小动物，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不被称为“坏”老虎。为此，人们甚至称赞老虎为森林之王。受伤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如果发生无意伤害，你可能触犯了法律，但你不被认为是坏人。只有故意伤害他人的人才被视为坏人。不故意伤害他人，是好人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密尔认为“不伤害”是正义的首要原则，因为“保护每个人免受他人伤害的道德，无论是他人造成的直接伤害还是造成的伤害”“通过干扰他追求幸福的自由，立即成为每个人个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也是每个人最愿意用自己的言行去推动和践行的事情。”有一个常用词来形容不故意伤害他人：“无害的意图”。“无意伤害他人”是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的道德原则。电视连续剧《编委会故事》（1992）剧照。而利人是对好人的很高要求。当我们接受帮助时由于没有更好的词语来表达，我们通常会说：“你真是个好人。”通过帮助他人而成为一个“好人”，这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因此，利益他人，尤其是不断地利益他人，构成了“好人”的最重要含义。更多或为了利益被称为“高尚的人”。有益的行为可能会妨碍其他行为。例如，对个人有利的行为可能对群体不利。对小群体有益的行为可能对大群体有害。对某一群体有利的行为可能对该群体有害。因此，对他人有用只是成为“好人”的一个模糊条件，虽然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没有原则、为他人带来利益的“好人”，常被称为“好人”，带有修饰语。如果始终坚持不伤害他人的原则，那是一种虚伪的“仁”，本质上是一种老练的自私。所以，如果你把一个“好人”推向极端，他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坏人”。因此，“做一个好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不仅需要在正常情况下不伤害或不使他人受益的意图，而且还需要知识、判断力和勇气。在特定情况或事件中，t 是“好”。做一个“好人”的困难，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变化和区别无关，而根源在于人自身的脆弱和局限性。做一个“好人”就是有意识地超越和克服人性的弱点和局限性。它是古今中外的一种身心修炼。电影《世界上最坏的人》（Verdens verste menneske，2021 年）的静态图像。三、“做人”与“做好人” （一）从“行为”到“生活” 人是身体和精神的结合体，不能离开“体”谈“心”，也不能离开“心”谈“身”。 “事实”。赵廷扬曾说过：“人不仅存在于生物学意义上，而且存在于其行为中。从根本上讲，人不是生来的东西，而是后天形成的东西。”廖慎白也主张类似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是由一个行为创造出来的，正是一个行为、行动或实践使一个人成为一个人。”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而不是认识到“好人”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概念。换句话说，“成为一个好人”涉及消除对“好人”的道德和社会学理解的障碍。 《论可能的生活》（第二版） 作者：赵廷阳 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地谈论“做一个好人”而不是“做一个好人”。 “做人”通常意味着“做一个好人”。例如，我们通常批评不道德的人，称他们“非人”。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即使我做了坏事，我也不希望别人说我是坏人。但严格来说，“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好人”并不完全相同。经常与“成为一个人”一起出现的词是“行动”，与“做一个好人”相关的词是“良好的行动”。 “做个好人”除了“做个好人”之外，还有“温柔优雅”的贬义。比如，我们评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通常会说“这个人很会生活”。人类本身并不是贬义词。只有与上帝相比，人类的价值才会减弱。 “好人”概念的产生就以人有可能成为坏人为前提。按照价值顺序，上帝高于人类，野兽低于人类。所以，我们把恶人当作动物来咒骂，甚至比动物还不如。当提及神或兽时，不使用善恶之分。善与恶的区别只有在人类身上才有可能。一个人的善恶是由他的“行为”决定的。说到“行动”，就要从哲学层面下降将伦理学提升到道德社会学的水平，并考虑具体情况和条件。然而，“下降”并不意味着“看一看”哲学伦理学，也不意味着“潜入”道德社会学，而是意味着在哲学伦理学的光芒下，穿行于道德社会学的丛林。 “事实”决定谁是“好人”、“坏人”，但“人”却不是由“事实”决定的。因此，“人”不能仅用“事实”来定义。 “人”永远先于“行动”。因此，在“做”之前，我们必须探究“做”背后的驱动力，即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事情，静态的“身心合一”与动态的“做”的连接点。这里，除了精神、身体、心灵、身体之外，还需要引入另一个概念：生命。人做事的根源在于生命，在于生命的自然萌芽和自然流动。人类生命的自然流动是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一张静态照片来自电影《三峡好人》（2006）。赵汀阳提出“人类目的论”。 “创作冲动是每个人的自然冲动，是普遍存在、必然存在的人生目的……人生来就有创造力，正如生来自由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的描述就更明确了：“可以说，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上升的进步。“生生不息的实体，不断创新而不知其所以然”。 “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好人来说，‘做’是很基本的，但‘活’比‘做’更根本。因此，讨论‘做一个好人’是从哲学伦理学到道德社会学的下降。换句话说，甚至可以说，必须包含形而上学视角，又必须根据时间和情境进行的‘做’，并不能决定甚至掩盖生命的自然出现。‘做好人’与‘做坏人’。肯定会受到社会情境和环境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违背人类存在的目的；人存在的目的是评价社会和制度好坏的标准，与“熟人”或“他人”能否再次成为好人基本上无关。在熟人社会中，坏人很难改过自新，一旦被钉在耻辱柱上就很难再爬起来，但在陌生人社会中，生活的自由和创造力是“做人”的前提，所以重新开始相对容易，无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可能不需要考虑特定情境或社会形态下的“好人”概念。一个被另一个社会认可的好人，是不会被另一个组织或制度看到的。人性的善良和美好，“好人”和“英雄”，仍然具有普遍认可的价值，尤其是在相互敌对的群体关系中s。因此，无论社会环境、形态如何变化，做一个好人是每个人的责任。 (2)“知、思”、“跳出自我”。例如，在道家思想中，再次成为孩子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慈悲一生中第一次直接诉诸家庭之爱。 “孝悌之爱，乃仁之根本！” （《论语》）周孟公孙子云：“今人见小儿将落井，皆生畏而恻隐之心。” “孩子”所表达的意图预设了“孩子”是最直接触发怜悯终结的前提。幼儿期的“好人”不是自觉的“好人”，而是本质上的“好人”。自觉、自然，才是做“好人”的最好方式。道德修养的循环从婴儿开始，又回到婴儿，儒道本质上是一体的。然而，从自然到意识的转变是一个过程。“知识”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在生活中，我们不会在极端的情况下生或死，也没有很多机会成为英雄或食人犯罪，但做一个普通的好人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决定。正如海勒所说，“做一个好人”是一种绝对优先的“生存选择”。梁守明在《寿元论》一书中将人类对自然的觉醒描述为“突然的一念”，他说：“就人类整个生命史而言，跨越数万年，但就个体而言，跨越数十年。即使相隔遥远，人们也会突然想到这一行动的后果。”也就是说，人在获得意识之前，必须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然状态。从自然到意识，冯友兰的话非常形象。这就是“觉醒”。 “解决方案是理解……意识就是自我意识。”从自然到自我意识，我这是人体和心灵的双重飞跃，但最终取决于心灵的飞跃以及学习和思考所产生的“感知”。没有“知识”、“心态”，人们可以按照规则行事，甚至可以为了正义而牺牲生命，但仍然不能被称为“好人”。没什么可思考的，盲目行动是很自然的行为。 “爱自己”是自然法则，“爱人如己”是道德和宗教法则，“爱他人”是“慈善”。镇远六书（全册） 作者：冯友兰 版本：中华书局，2014年6月（本文指第二卷） 因此，成为好人的第一步就是摆脱“自我”，最高境界是“无私”。对于“无私”的境界，冯友兰称之为“天地之国”，天地和谐，并说：“此境界之人，行为如在人间”。和“我”“利他主义”是人类的两个极端。大多数人的生活领域介于“自我”和“利他”之间，他们是“普通人”。因此，“做一个好人”更多的是一个“正常人”的问题。一个能够参与天地的“无私”的人，就是“圣人”，是从“善人”的飞跃。 “普通人”或许意识到“好人”的存在，但未必能从自我意识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所以必须“行动”、“否定自己”才能“更好的自己”。 “觉悟”和“反思”是做好人的首要条件。 “走出自我”是好人的第二个条件。换句话说，“反思”和“觉知”就是“自我觉知”。有了自我意识，才能成为一个“人”，只有走出自我，才有资格成为一个“好人”。那么人怎样才能有“自我意识”，怎样才能“走出自我”呢？问人类为什么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与问动物如何成为人类基本相同。进化论认为，人类的出现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进化”的根本原因是“生存斗争”。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由于其“自我意识”，能够逃离自然过程，相反，影响自然过程，从而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竞争。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步是集体自我意识，即自我作为一个群体的一员而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自然愿景，即所谓“自然的共同体意识”或“盲目的共同体意识”。群体自我与自我认知相反，好人是对群体有利的人。然而，相对于个人的自我意识，好人的含义是区分为对人类群体有利的人和对个人有利的人。因此，t好人问题可以看成是个体自我意识逐渐发展而产生的问题。在盲目的共同体意识控制下的人们完全遵循群体的需要，没有好人坏人之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将“我”从人类的“大我”降低到个体的“小我”。而做一个“好人”，就是脱离个体的“我”，回归人类的“我”。更进一步，它意味着脱离世间万物的人类“自我”，实现与“天地”的“共同体意识”。电影《迦百农》（2018）剧照。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个好人”的问题不仅是普通人的小问题，更是人类的大问题。人类离开动物世界并认识自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个体“我”向“大我”或“天地之性”的回归是人为的。违背自然的过程。所以，走出自我，成为一个好人，是一个艰难的修炼过程，需要压抑自己的本能。仅靠意识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就预设了在将“人”转变为“好人”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外在惩罚。 《创世记》对人类诞生的原始描述，是从“认识自我”到“走出自我”的转变的生动隐喻。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食用知识树的果实之前，处于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的迷茫状态。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后，亚当和夏娃有了自我意识。他们首先看看自己，发现自己没有衣服，于是他们用树叶编织裙子。在那一刻，亚当和夏娃成为了真正的人类。裸体是“自然”，织裙子是“人造”。从此，人类开始了社会公益事业违背自然的过程。因为你违背自然，自然就会惩罚你，你就会受苦。违背自然就是违背神，为自然受苦就是在神面前赔罪。亚当和夏娃是第一个形成人类社会的人。他们有一种天生的社区意识。当他们站在上帝面前时，他们因为赤身露体感到羞耻而躲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或自然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之外的第一个他者。这是自我与他人的第一个区别，即群体之间的区别。接下来是群体内部的分化，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兄弟，该隐和亚伯。亚伯放牛，该隐耕种农场。该隐嫉妒亚伯的供物，并杀死了他。当上帝问亚伯在哪里时，该隐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创世记4:25）这就是著名的“该隐之问”。基本上这是关于人类是否应该自我意识觉醒后，从自我中走出来。显然，一旦自我意识，特别是个体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人类立刻就会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潭。为了鼓励人类走出自我，创世记的故事是这样的：柏拉图是上帝对该隐的惩罚。 “现在你们将在这片土地上受到诅咒；你们将耕种这片土地，但它不再为你们服务，你们将在地球上流浪。”然而，为了回应该隐的恳求，上帝应许确保该隐不会被杀。 “杀死该隐的人将获得七倍的报酬。” （创世记4:25）该隐存在并且能够生儿育女。亚当和夏娃生了一个儿子塞特，他接替了亚伯的位置。有趣的是，在创世记故事中，该隐的第四代和第五代与塞特的第六代和第七代有相同的名字：玛土撒拉和拉麦。拉麦的儿子是挪亚，他建造了方舟。在创世记故事的结构中我们可以找到人类的痕迹个体从“自我意识”到“自我异化”的艰难转变。亚当和夏娃代表了“自然的共同体意识”，该隐和亚伯代表了个体的“自我意识”，而玛土撒拉和拉麦是该隐和塞特的后裔（亚伯的替代者）的共同参照则意味着“自然共同体意识”被打破后意识的回归。 （三）“做一个好人”的本质 无论是基于世俗的进化史还是圣经的神学史，做一个好人都是人类存在本身的本质需要。不仅存在，而且对于所有个人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从根本上讲，它是关于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走出自我意味着打破身体与身体的界限，与他人共处。个体能够走出自我的前提是相应的他人也有获得自我的内在动力出于他自己。之所以很难走出自我，是因为，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内在冲动，这是进化意义上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内在冲动。另一方面，则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感。片面的诚实意味着总是冒着被别人利用或嘲笑他的风险。 《现代性的后果》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 译者：天河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1年2月 传统社会中的“好人”概念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常常受到不平等对待，是因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不同。传统社会的信任建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而现代社会的信任则建立在制度关系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不相信别人。然而，人类作为社会的重要存在人与人之间需要摆脱自我，因此中介机构应运而生，以确保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这个中介在传统社会是伦理关系，在现代社会是制度关系。伦理关系是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信任关系。我们常说的血缘关系、学历关系、地缘关系等伦理关系，基本上都与生活在一个共同空间一定时期有关。制度关系是利益分享关系，其有效性在于确保没有人受到不当伤害。在传统社会中，制度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道德是建立在制度之上的。但无论我们属于哪种社会形态，“走出自我”成为好人的要求和困境都是一样的。伦理关系和制度关系都不构成绝对基础或做一个好人。调解人始终是调解人。没有中介也可以做好人，但是要看情况。这取决于将自己从自己中解放出来的勇气。我就是。因此，“勇气”在东西方哲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德。勇气不仅是战场上不怕牺牲的与生俱来的美德，也是日常生活中做好人的根本美德。伦理和制度关系是复杂的，并且彼此完全兼容。一个单纯依靠中介来摆脱自我的“好人”，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善”。受伦理关系限制的“好人”可以回归“好自然主义”。单纯操纵官僚的“好人”，树立了“合法作恶”的坏榜样。所以，最重要的是回归自我，避免在各种压力下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工具人”。的名字，以“不得不这样做”的外部诱惑为借口。无论外部环境多么恶劣，我们都不能失去第一个表达善意的勇气，继续做值得信赖的“好人”。 【来源】冯树声：《保留‘好人’观念：一种可能的尝试》，河北学术期刊，2025年第2期，第1页 作者：冯树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 本期书评：梅建华（山西大学哲学部教授）、陈新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正文摘录：罗东序言修正/薛景宁